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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爱说话的中纪委

中纪委长久以来以“神秘”著称——114查不到电话,地图上查不到位置,门口看不到牌子,连号称随时可以大侃中南海内情的北京的哥也总找不到地方。而现在,情况正在悄悄改变。

  最近的中纪委,喜欢说话。

  一个是有关新案件的:中纪委在5月12日公开证实,5个月前被举报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这一般意味着刘已经被“双规”而且证据确凿。


中纪委的证实,让刘铁男事件一锤定音。

  一个外界猜测纷纷的高官贪腐疑惑,终于在一个周日的中午尘埃落定。虽然相对公众期待,这个回应或许不算迅速,但如果考虑到刘在3个月前还在《新闻联播》公开露面,那么此次对一个副部级高官的的处理时间,就体制内而言,已算高效。

  一个是有关老领导的: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新出一本名为《闲来笔潭》的书,作为一名曾经的政治局常委,其书中大大方方地展现了一个高级领导人的生活细节和所思所想。

  比如其中提到自己“收礼”的一个小故事。他说自己70岁生日时,一些朋友给自己买了礼物,送了贺卡。“他们是好意,我却不想浪费他们的工资,这些东西上交给组织,成为笑话;退还给人家,更不合适;给孙子们,他们也许又不当回事。麻烦!”

  还有一个是有关新举措的:中纪委信访室副主任这个月初在人民网做访谈时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禁到来访接待场所和公共场所拦截正常上访群众。”这句话当然成为了当天的热点新闻,连中纪委下属的《中国纪检监察报》都专门发文说,这次访谈广受好评。

  事实上,这次访谈背后是有原因的。今年4月国内各大网站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为积极回应媒体、网民对信访举报工作的关切”,中纪委官员主动介绍“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

  三件事,没有具体关系,但是给人的感觉类似:公众少有了解的中纪委,无论是过去的老领导还是现在的新干部,都在更“透明”和“亲民”。甚至在监察部自己的网站上,刊登的新闻里也跟公众一样,直接称呼杨达才为“表哥”。

  中纪委长久以来以“神秘”著称——114查不到电话,地图上查不到位置,门口看不到牌子,连号称随时可以大侃中南海内情的北京的哥也总找不到地方。

  变化发生在2006年。当年9月,时任中纪委秘书长干以胜第一次以主发布人的身份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我记得到了2007年前后,中纪委的新闻发布就已经算开放——媒体判断一个机关开放程度的标准很简单,就看你是只请中央党报,还是把市场化媒体也纳入。当时中纪委是少有的邀请了很多都市类报纸的大机关——虽然通知记者开会的时候,来电号码还是不显示的。

  而且发布会上提问时也没有“托儿”——因为我也经常被点名,但是从未事前打过招呼,也没人跟我定过“提问口径”,有一次甚至在一场发布会上被点名两次。

  随着记者频繁进出中纪委大院1号楼的大会议室,当时的中纪委秘书长干以胜等高级官员也开始被记者们熟悉。这些审惯了高官的纪检官员们对新闻语言的使用程度超出了外界预想,诸如“问责”、“官员下课”这样的表述常常挂在嘴边。

  有时估计还超出了中纪委官员“风趣程度”的平均线,他们在新闻发布会后跟记者们一起挤电梯下楼时,都能算得上“谈笑风生”,至少夸男记者问题问的好,女记者看起来很年轻之类的都很驾轻就熟。总之,你能看出来中纪委对新闻发布这事很重视,我都被相关官员专门征求过对新闻发布会的意见,说话很客气。

  2007年的时候,中纪委搞了一次颇为成功的“媒体公关”,邀请了20多家境外媒体的记者参观中纪委大楼,范围包括了保存“中纪委最高机密”的档案馆——里面藏着自1979年10月中纪委恢复至今查办的所有六万卷案件卷宗。

  不过这些说白了,都是介绍自己,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中纪委到底查了谁。

  这事儿最早应该是2007年9月公布正在调查陈良宇,不过当时应是特例,直到后来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案、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案都是在“调查期间”对外公布后,公众才发现中纪委果然做了改变——在此前,哪怕人们再猜测纷纷,也都是在中纪委侦办完毕移交司法系统后外界才确定。

  而此次在对刘铁男“被调查”的公开确认,亦是对中纪委近年来试图日益透明的再次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与一些部委新闻发言人往往升迁并不顺利相比,中纪委的两位新闻发言人干以胜和吴玉良后来都升任中纪委副书记。在机关里,对某件事重视不重视,最终还是要体现在提拔本身,这才是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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